【人文●臺北樹心佛教婦人會】

楊籍富

【人文●臺北樹心佛教婦人會】

 

「臺北樹心佛教婦人會」成立於1922年11月，是日治時期日本在臺教派之一「真宗本願寺派」的最重要女性信徒組織。

 

不過，在此之前，此一組織的發展歷程，是1898年附屬於「最勝講」的弘法活動下的該宗臨時女性教徒組織。

 

1901年真宗本願寺派「臺北別院」正式成立下的「佛教婦人會」組織。

 

1905年改名的「真宗臺北婦人會」組織，同時又為年輕的女性信徒，成立一個「愛心婦女會」組織。

 

所以，當「臺北樹心佛教婦人會」成立於1922年11月成立時，也另外成立「婦人會青年部」，使兩者分徒發展。

 

但，為何組織名稱和組織形態，要如此多變呢？

 

這其實和日本佛教來台發展時所面臨的各種處境有關。

 

甚至臺南和臺北的兩地教區領導權之爭，也牽涉在內。

 

例如「臺北樹心佛教婦人會」，如上所述，是濫觴於真宗本願寺派「臺北別院」的「婦人會」，而所謂「婦人會」即「婦人教會」之意。

 

但在「婦人會」此的成立之前，更有一段重要的發展經驗，甚至可追溯至日本統治臺灣初期。

 

因在臺灣改隸之初，即有真宗佈教使隨軍來臺佈教，而因常與信徒往來，有攜眷隨行者，藉此機緣，兼或就近照料其生活起居，乃至協助處理相關會務等。

 

此在初期人手不足時，助益尤大。

 

其後，既已有男眾在臺北成立正式教會組織，而隨行女眷，除參加禮佛、聽法之外，也被視為可加以組織和運作的外圍輔助團體，於是明治1898年5月1日，便假「最勝講」的弘法活動之名，成立了初期的婦人團體。

 

到了明治1901年10月21日，趁著臺北新起街的真宗「臺北別院」獲得公稱（正式核准）之際，負責別院事務的兩位知堂：紫雲玄範與田中行善，又新創設了「佛教婦人會」組織。

 

此一新組織，初期加入會員有四十二名，是屬於較年輕、具現代意識的一群；

 

但，此一新「佛教婦人會」的會員，仍可保有原先藉「最勝講」的弘法活動而成立——老少兼有、以信仰活動為主——的「婦人會」身分，所以此兩者，是既並存又重疊的。

 

值得注意的是，若論此一新組織成立前的發展階段，是出現在1899年6月《府令第四十七號》的新宗教法規頒佈之後。

 

因此，在臺北別院創立真宗「佛教婦人會」之一的紫雲玄範，平時即常叮嚀同仁道：「若往來寺院者漸少，終成寺院荒廢之因。

 

故身為仕佛弘法者，當盡可能廣結善緣，多所致意，不懈不怠，務期法燈永耀。」

 

亦即，他主張：平時就耍廣招信眾來寺，參與各種活動，以光大真宗的門庭；

 

不只在弘揚真宗法義的「最勝講」時，要儘量設法招徠家庭主婦、千金、妙齡婦女等，使其常預法筵，慣聞真宗教理，還須讓其兼習各種巧妙手藝，以達日常修養之功，進而促成彼等致力社會慈善之服務。

 

除了每月二次的定期演講之外，寺方還教導茶藝、花道、盆栽等技巧。

 

於是經過類似活動的激勵和口碑相傳，果然會務大有起色，不數年間，已使組織規模大為擴展。

 

到1904年2月時，值日俄戰爭爆發，局勢緊張，但同時也促使人數眾多的臺北「婦人會」，訂定會務規則，並推選出該會的評議員及其他幹事等。

 

當時擔任幹事的諸如：木下、濱野、圖師、高橋、北條、橋本、小島、三宅等夫人，在戰爭爆發後(1904/2－)，彼等組成後援會，為前方戰士募集撫恤金、贊助勞軍行動；

 

1904年3月，又為行路病死者舉行追弔會和前往該救護所慰問，1904年9月，也為陸海軍戰死或病死者開追弔會。

 

除此之外，1904年11月，臺灣南部震災地區，彼等也捐款賑濟。

 

類似的情況，如1906年3月，嘉義有震災；

 

1908年1月，澎湖出現飢荒，該會也都大力協助賑災，使臺北「婦人會」的活躍和非凡貢獻，都深受矚目。

 

也因為這樣，該會在明治1906年7月，由本山批准該會的正式名稱為「真宗臺北婦人會」，此即意味著它將逐漸被納入該派總部設在京都的「真宗佛教婦人聯合會」的一員。

 

1907年9月12日，「真宗臺北婦人會」正式加盟「真宗佛教婦人聯合會」，除接受其統馭之外，也遵照總部所訂的規則行事。

 

然而，從1908年以後，就因真宗「臺北別院」的負責人更迭頻繁，在臺教勢也跟著沉寂多年，所以臺北「婦人會」逐漸進入黯淡期，影響力銳減。

 

特別是在大正元年至10年(1912－1921)，真宗「臺北別院」史上正處於院務「弛緩與沉滯」的低潮期。

 

當時除了人事上的變動頻繁之外，擺包括真宗的在臺傳教已出現臺民信徒大量流失、信教理念差異等，因而是否要朝向「本土化」的待決難題，也一直在觀察和嘗試中。

 

最後雖決定以訓練臺籍本土佈教師來解決上述問題，但時間已是在大正中後期的階段了。

 

如此一來，儘管在1918年4月28日，已有小泉助勤夫人招集20歲以上、至40歲的青年及少壯婦女，籌組「婦人親愛會」，企圖重振會務，然因「臺北別院」的環境仍未大改善，所以小泉夫人雖始終盡瘁，整個會務仍無大起色。

 

而在此之前，真宗「臺北別院」的另一個領導心結，是南北領導權出現嚴重的對立，此因臺北和臺南兩地，同是真宗在臺傳教事業的最興盛之處；

 

再來才是臺灣中部、高雄、嘉義等地區。

 

當時若要一勞永逸地解決真宗南北領導權爭執不斷的問題，就是先設法讓「臺北別院」升格為「臺灣別院」。

 

但，在此同時，要如何才能讓臺南方面甘心接受此一彼升我降的新變革，又成了不易解決的另一問題。

 

因此，改名「臺灣別院」的問題，從1920年11月21日，由當時別院的負責人（輪番）片山賢乘，提出改名為「本願寺派臺灣別院」的建議之後，一直未獲上級通過。

 

直到1929年元月，再由當時的輪番芝原玄超檢具改名理由的文件，向臺灣總督府提出申請，當時的臺灣總督川村竹治（1928/6/16－1929/7/30在任）於當年2月2日，以《指令第322號》批准改名。

 

此後，「本願寺派臺灣別院」的全島領導權，再無疑義。

 

但，原「真宗臺北婦人會」，基本上是由「真宗臺北別院」所領導的一個附屬組織，其代表性當然不受影響。

 

其組織功能的有效發揮與否，主要是別院當任負責人的如何領導和動員。

 

所以，到了1922年，別院輪番佐佐木芳照就任以後，便積極設法想重振原先停滯的會務，因而他請其夫人主導，邀約了片山高等商業學校的校長夫人及倉岡、安田、福留、真室等各夫人，在1922年11月新組了「臺北樹心佛教婦人會」，1923年2月20日，召開盛大的首次大會。

 

然而，之前曾存在的「婦人親愛會」，是以年輕婦女會員為主。

 

所以同年4月，在「臺北樹心佛教婦人會」之內，又設一「婦人會青年部」。

 

但此一「婦人會青年部」，卻與另一真宗的「臺北樹心佛教青年會」有互相重疊之處，故因而逐漸與「臺北樹心佛教婦人會」之間，隱隱然出現互別苗頭的分裂跡象。

 

 

引用：http://taiwanpedia.culture.tw/web/content?ID=266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