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史學●臺灣總督府經濟政策】

楊籍富

【史學●臺灣總督府經濟政策】

 

日治時期臺灣經濟政策。

 

19世紀最後5年正試圖由剛起步的工業革命邁向資本主義化的日本經濟，未必有足夠的能力與充分的動機奪取殖民地以供其輸出資本。

 

誠如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所指，日本要求中國割讓臺灣，全然是「非帝國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實踐」。

 

治臺初期龐大的財政支出，使得日本國會建議出售臺灣，說明其整體國力的不足。

 

日本政府在1895年（明治28年）俄國、德國、法國「干涉還遼」的外交挫敗後，主觀上亦未必能再承受領臺失敗之打擊。

 

況且，挾著戰勝中國的意氣風發，日本朝野將統治殖民地視為躋身文明國家的試金石，因此日治初期日本資本來臺，如同矢內原引述其師新渡戶稻造所言「資本追隨著國旗」，民間資本的動向，處處有著國家權力與政府政策的導引及支持。

 

治臺50年間，日本人在臺灣的經濟活動，大致不離政治先行於經濟的模式。

 

近代資本主義的殖民統治，其性格可說經濟欲求與政治訴求互為表裡，並且由此因果相循所形成的衝動而推進。

 

就此觀點而言，經濟政策即政治政策。

 

臺灣總督府初期的經濟政策，可說是治臺的「基礎工事」，包括改革土地制度、設立臺灣銀行、建立貨幣制度、以日本現行對外條約規制臺海兩岸的交流、以補助航線建立臺灣與日本往來管道、興建縱貫鐵路完成臺灣島內統一市場、建築基隆、打狗（今高雄）港灣以與日本經濟連結等。

 

臺灣經濟脫離以廈門為中心的華南經濟圈，逐漸編入日本經濟的勢力範圍，進而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實質，總督府的施政扮演關鍵的角色。

 

在1930年代的「軍需工業化」之前，臺灣經濟以臺灣銀行為中心所建構的金融網絡，以對日出口為導向的糖、米產業而運轉，其性質是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，協助解決或承受其國內農業逐漸被犧牲、邊緣化所扮演的替代性角色，而非區域分工，所謂「工業日本，農業臺灣」的理解，只是事後的歸納與推論，而非殖民統治的既定方針。

 

總督府的經濟政策，首推糖業獎勵政策。

 

1901年新渡戶稻造提出「糖業改良意見書」，代表總督府意圖對臺灣糖業發展打造「充分」條件，日本政府新推出的砂糖關稅、消費稅政策，皆對臺灣糖業有利，加上日俄戰後日本國內的投資熱潮，而有東京、名古屋、大阪的糖業資本進入臺灣。

 

1920年代蓬萊米研發成功之前，臺灣米（在來種）已經由日本商人進口到日本，而以蓬萊米為主的臺灣「殖民地米」大量銷日，則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富山縣爆發「米騷動」之後才開始，除了反映日本以犧牲農村及農業，傾全力工業化所付出的代價外，也在臺灣島內引起「米糖相剋」現象，此一問題顯現製糖會社資本積累的局限性，與日本資本主義整體工業結構的內在矛盾。

 

1937年7月，七七事變（又稱蘆溝橋事變）爆發，中、日全面開戰。

 

臺灣在既有的糖、米生產基地外，被賦予軍需工業品生產基地及「南進基地」的新任務，軍需工業化可說是日本對外侵略時期臺灣經濟的重要特徵。

 

而臺灣戰時經濟體制的「起點」，在概念上可說是既有糖米經濟結構的鬆動。

 

1939年5月，總督府公布「臺灣米穀移出管理令」，正式管制臺灣米的出口；

 

10月公布「臺灣糖業令」，管制製糖會社的經營，舉凡製糖廠的設立、原料採取區域、甘蔗的處分、製糖事業的歇業或轉讓等，皆須總督府許可，該法令特別強調製糖業必須配合「時局」的「公益性」。

 

1930年代以降，總督府的經濟政策是在戰時體制內應軍方（戰爭）的需求，進行軍需工業化。

 

由於臺灣在日本經濟圈僅扮演農產加工及糧食提供的角色，未有全盤的工業化策略，亦欠缺人力及生產設備，因此只能依賴日本技術支援、人才移民乃至生產設備等各種中間財的輸入。

 

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，臺灣實質上無法經由工業化朝向獨立的經濟實體發展。

 

日本殖民統治對臺灣近代化雖有所促進，同時也內含此一局限性。

 

 

引用：http://taiwanpedia.culture.tw/web/content?ID=374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