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人文●臺灣民間教派發展綜述】

楊籍富 · 發表於 2013-3-24 09:03:49

【人文●臺灣民間教派發展綜述】

臺灣民間教派發展，從政權轉移的角度來看大致可分非法期、合法期、限制期、自由多元期等4個時期。

一、非法期根據清代檔案記載，乾隆初期臺灣便有民間教門的活動，當時在諸羅縣建有三個齋堂。

但在清代法律規範下，龍華教、金幢教等新傳入的教派都面臨非法的問題，因此，這些教派的聚會都非常低調，常以佛教作掩護，自稱禪宗派下；

齋堂建築如民宅，奉祀神佛以觀音為主，教門主神則入祀在後堂的「內家鄉」。

1748年（乾隆13年），清政府取締教門，臺灣羅教齋堂被拆，教勢受挫。

一時之間，民間教門轉為沉寂。

根據日治初期「德化堂」太空盧普省的手抄稿，1765年齋友謝普爵、林普海、盧普本等人在臺南安平鎮效忠里海頭租（社）李普定宅中設立「化善堂」，這是與羅教有關的教門龍華教漢陽堂派在臺灣第一個根據地，也是臺灣最早的齋堂。

化善堂齋友遵守法規，早晚誦經禮佛，勸化度眾，在臺南一帶吸收不少信徒。

乾隆末年曾增設「開化堂」。

1797年（嘉慶2年）漢陽堂派總勅盧普耀派其弟普濤來臺考察教務兼弘法開教。

普濤駐錫臺南府城8年，傳徒頗多，聲勢大盛。

1799年門徒李普順鳩集本堂齋友，捐款壹千圓，遷建「化善堂」於海頭社。

1803年，普濤將堂務交付謝普爵，返回中國。

後受白蓮教亂影響，開化堂關閉。

1814年，黃丑聚集齋友洪九如、李英才等人，捐款貳千金，在廣慈庵街覆鼎金境（今鳳山市(註1)），設立「德善堂」。

1837年（道光17年），謝普爵集合齋友歐普義等，捐款四千金，於馬公廟街糖間埕（今臺南市永華里一帶）設立「德化堂」。

清朝末年，澎湖、宜蘭二地士子設立鸞堂從事扶鸞活動，宜蘭有醒世堂、新民堂、末信齋、鑑民堂等；

這些鸞堂各有淵源，新民堂源自甘肅，末信齋出自廣東，鑑民堂曾在1892年（光緒18年）派人至澎湖一新社協助該堂鸞生扶鸞。

二、合法期1895年，馬關條約後，臺灣歸屬日本。

日本政府實施憲法，原本在清代非法流傳的教門可以公開活動，但受到管理分類的影響，各自發展的齋教龍華、先天、金幢等派，開始互相交流，組織聯合團體。

日本佛教曹洞宗本山，也派人隨軍至臺灣傳教。

1896年（明治29年），曹洞宗僧侶芳川雄悟、若生國榮到臺南傳教，四處奔走，勸說府城各寺廟、齋堂，加入曹洞宗，成其隸屬寺院。

1898年「德化堂」太空陳日三奉曹洞宗特派員陸鉞嚴為導師，並被委任為曹洞宗說教員。

1897年前後，臺灣寺院約百餘間簽署加入曹洞宗。

龍華、金幢、先天三派，在1912年（大正元年）成立「齋心社」，這是臺灣齋教三派的首次聯合，雖僅限於臺南地區，但已為未來齋教全島性聯合奠定基礎，後來齋心社也加入曹洞宗領導的愛國佛教（講習）會。

1915年發生西來庵事件，臺灣總督府鑒於宗教的支配力量，由丸井圭治郎負責進行全島性的宗教調查，意圖徹底瞭解並掌握臺灣各種宗教信仰的背景和生態，以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。

1919年將各地呈報的「寺廟台帳」略作整理，出版《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》。

身兼主管臺灣宗教事務社寺課長的丸井圭治郎，深感建立臺灣宗教界秩序的必要性，於是參與臺灣佛教青年會、臺灣佛教道友會，並一手促成「南瀛佛教會」的成立和「臺灣佛教龍華會」立案。

臺灣佛教龍華會是中南部地區齋友廖炭、沈國珍、林普海等人，鑒於西來庵事件和齋教三派孤立、墨守成規、喪失活動力的現象，於是號召全省百餘名齋友，在1920年於斗南龍虎堂倡議成立，這是臺灣齋教首次全島性的聯合組織。

宣示的宗旨有二，一是學習日本佛教，斬斷與中國本山的關係來淨化宗風，建立自己的本山；

這個宣示，反映齋教徒主動配合形勢，積極日化的趨勢；

二是從事社會事業，如「免囚保護所」來收容受刑後的重生者等，作為齋教徒入世的表現。

丸井圭治郎則邀集臺北附近知名的僧侶江善慧，沈本圓和齋友黃監、陳火等人籌組南瀛佛教會。

1921年於臺南開元寺召開臺南州創會議會，德化堂的太空盧普省亦參加，並擔任創立委員。

1922年南瀛佛教會於艋舺俱樂部正式成立。

日治初期，宜蘭地區鸞堂互相交流，促成喚醒堂與碧霞宮的出現。

1899年喚醒堂分香出新竹宣化堂和淡水行忠堂；

後由此二堂鸞生將喚醒堂鸞法傳遍北部，設立不少鸞堂。

同時，新竹樹杞林（今竹東鎮）的彭殿華邀請廣東陸豐縣鸞手來臺教授扶鸞戒煙之法並成立「復善堂」。

由於戒煙成功，新竹、苗栗、臺中等地，有不少士人到復善堂學習鸞法、成立鸞堂戒煙，成為臺灣鸞堂的另一個源頭。

臺灣現今尚有20餘個鸞堂無法找出其來源，可見當時鸞堂林立的現象，並不是由一、二個源頭發展出來的。

由於鸞堂戒煙的效果極為顯著，導致鴉片專賣收入銳減，引起總督府緊張。

1901年日警開始取締全省鸞堂，扶鸞戒煙的鸞堂受到嚴厲打擊，逐漸停頓、消失。

日治中期，楊明機參與智成堂鸞務，得碧霞宮正鷥陳登第和喚醒堂呂啟迪指導，著造《救世良規》。

1937年，楊明機參考其他宗教的科儀，編成《儒門科範》一書，正式揭櫫以「儒宗神教」一詞取代鸞堂的稱呼。

楊明機統合鸞堂的企圖，經過他不斷著書提倡，以及《聖賢》、《鸞友》等雜誌宣揚鼓吹，1960年代，儒宗神教終於得到全省大多數鸞堂的認同。

日本明治維新後，於憲法中保障宗教自由，在臺灣也確切落實這個理念，而且不只限於佛教、基督教和回教等，而神社是屬於道德方面的崇敬對象，並不屬於宗教，所以不包括在內。

當時臺灣除齋教合法外，至少另有新約龍華教會、三教會及天母教等3個新創立的宗教。

新約龍華會是臺灣民間傳統齋教改良而來的教派，創立者為保安堂主蘇澤養，他原是龍華齋教徒，後加入日本曹洞宗，法名為「鄭德」。

當時曹洞宗《宗報》曾記載鄭德和東性法師利用布袋戲傳教，吸引不少人加入曹洞宗的事蹟。

明治末年，創立新約龍華會，並開始一連串的著述。

三教會創立者為新竹人陳仁修，教義認為儒、釋、道三教本就合一，三者在終極目的上並無衝突。

他著有《拯救慈譚》、《三教會主旨，附三教木鐸》、《三教闡真》等經卷，闡述該教理念。

天母教是由在臺的日人中治稔郎所創立，所謂天母就是天照大神和天上聖母（媽祖）合稱，即以媽祖信仰為核心，結合日本天照大神的信仰。

中治稔郎發現媽祖信仰是臺灣人最重要的信仰，每當媽祖聖誕，全臺就陷入瘋狂狀態，所以他認為日本人與臺灣人若要融合在一起，可以透過宗教信仰將彼此之間的差異性降低。

為了加強天母教的魅力，中治在創教之初就到大陸迎請湄州媽祖的分身來臺灣。

三、限制期戰後，國民政府遷臺，臺灣的宗教信仰活動受到政府推行的活動與頒布法令之影響。

1946年，臺北市警局以妨害治安與浪費人力物力為由，取締霞海城隍的迎神賽會活動，並將其視為迷信惡習，希冀徹底改良。

1948年中央頒布「查禁民間不良習俗」法令，臺灣省政府隨即據此訂定查禁辦法，其中與宗教信仰有關的條文是「查禁神權迷信」，在此條文中，凡「崇奉邪教開堂惑眾者、供奉淫神藉此斂財者、設立社壇降鸞扶乩者、舉行迎神賽會者」等都要取締；

此法令在1949年1月重申，並予加強推行。

在法律層面上，臺灣民間信仰活動在1948年後，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，而迎神賽會等集體活動，與鸞堂、一貫道之類的教派都被禁止，此時期的民間信仰與教門又回到清代的處境。

由於民間信仰活動如迎神賽會，早已成為百姓的慣習，很難徹底制止，所以當時的宗教活動實質上是受到限制而非完全查禁。

「邪教」則因涉及聚眾、結社行為，受到的取締較為嚴格，無法公開活動、傳布，只能透過寺廟或佛、道教（會）等合法宗教團體來運作。

以鸞堂為例，在戰後幾次以「儒宗神教」、「聖教會」等名義爭取成為合法組織，都因法令限制而宣告失敗，最後被迫加入道教會或以寺廟的型態活動；

結果導致其信仰內涵逐漸淡化或轉型，這是很多鸞堂與民間信仰的寺廟，自認為歸屬於道教的原因。

齋教各派大多只能在佛教的框架下，以在家佛教的面目活動，形成逐漸空門化與衰化。

戰後來臺的中國教派，僅准許1949年前有合法登記的民間宗教重新登記，有一些民間宗教便是在此背景下獲得合法性，並得以公開傳教。

此外，除了極少數的特例，新興宗教一律不准登記、公開傳教。

四、自由多元期1987年解嚴前後，相關法令管制放鬆，民間信仰開始恢復原來迎神賽會活動，且因人民富裕，規模變得更為盛大、豪華。

各式的神明聯誼會（如保生大帝聯誼會、玄天上帝聯誼會）亦紛紛成立，民間信仰朝向連線、組織化邁進。

天帝教、一貫道等民間教派亦乘機合法。

現今，只要宗教、信仰不觸犯民法、刑法相關規定，政府基本上並不干涉。

1999年國民政府對新興宗教的申請由原來的「許可制」改為「備案制」，只要新興宗教團體之教義、經典、教規無違反公共秩序，並符合「人民團體法」相關規定者皆允許成立。

在這一風潮下，陸續有大易教、亥子道、玄門真宗等新興教派立案，臺灣成為真正宗教多元自由發展的國家。